半天门诊被 5 个患者偷拍：录音取证时代，医生该如何看诊？

本文作者：z_popeye

「刚刚 29 床家属把你换药的过程全录下来了。」

胆胰外科医生程薇（化名）正在换药室处理用过的器械，听见紧随而来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：「很小一个设备，看着还挺专业，不知道他们录这个要干嘛。」

这个消息被程薇的大脑迅速处理成一种警报信号，瞬间，她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，脑海里一帧一帧过着刚才的操作细节。「我很担心有什么地方出现疏漏。」

所幸，上万次的重复动作在她身上几乎留下了肌肉记忆，在确认自己的操作无误后，随之而来的是恼怒和无奈。

「我感觉自己就根本没被尊重，」回忆起那次经历，程薇这样说，「我觉得自己对工作已经尽心尽责了，但人家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信任我。」

气愤中，程薇再次返回病房，试图让患者和家属删掉刚才的录像，但家属似乎没能理解程薇的用意。「我当时可能语气也不太好，说了几句就吵了起来。」程薇说，患者和家属还质问她，如果不是心虚，为什么要急着删录像。

为了避免投诉带来更大的麻烦，程薇最终用退让平息了这场风波。有高年资的医生安慰程薇说，这样的事情临床上太常见不过，多经历几次就好了。

但程薇的困惑依旧没有被解答。「你走在大街上随便被人拍照录像，也会觉得生气，觉得被冒犯吧。」「为什么随便给医生拍照录像，大家就认为是没问题的呢？」

录音背后，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

程薇的经历并非个例。

丁香园论坛上，就曾有站友发帖求助：一个上午门诊，被两个人录了音，三个人录了像，该怎么办？而在丁香园一次对 2700 名医护人员的问卷调查中，有高达 86.3% 的医生都有过被患者拍摄录音的经历。

被拍摄的医生中 70.7% 选择拒绝

图源：丁香调查

其中最为「著名」的事件，当属广州「录音门」。

2011 年，一名 1 岁多的小患者因重症手足口病，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接受治疗。因为病情严重，小患者立即被送进 ICU 上了呼吸机。

但患者的父亲却对医生的做法存有疑惑：「孩子进来时活蹦乱跳，怎么一下子就要进重症监护室？」

不信任的种子就此埋下，这位父亲要求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全程录音，对医生诊断和往来电话也录了音。「毕竟是嘴上说的东西，我要对孩子负责，所以就做了录音。」

在经过媒体报道后，这一事件迅速吸引了全国范围的广泛讨论。与此同时，家属的行为和舆论关注也给医疗团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：当事医生曾在采访中表示，此事过后，不愿再做临床。

「干这行快 30 年了，但像这么强的无力感，确实很少有。」

在当时的新闻评论区里，意见相悖的两方泾渭分明：站在患者角度的人认为，这是普通群众面对医学难题时的无奈之举，合情合理，但不少医生也直言：「只要你录音，我就明确摊牌，你的病我治不了，请另请高明。」

当录音录像被患者和家属用来作为一重「保险」的时候，它清晰地展露出了医患之间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。自身权益受到实际威胁，我们该如何用法律武器自我保护？

「偷录」内容可以作为证据吗？

面对录音录像的患者，绝大多数医生都觉得反感和排斥，也有人表达了态度鲜明的拒绝。

图源：丁香园论坛

但这种拒绝实际上收效甚微：当患者开始录音录像的时候，医生们可能根本还没有察觉。

这些未经允许的拍摄行为是否会侵害医生的合法权益？

来自国浩律师（天津）事务所的张永泉律师认为，如果录音录像主要围绕着医生的工作进行，表现了医生应尽的诊疗义务，那么，通常很难认定侵犯到医生的隐私，或威胁到医生的名誉。

「一般来说，患者录音录像的目的主要是记录信息，以防自己记错、记漏医生说过的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医患双方很少因此发生纠纷。」张永泉律师说，依照以往经验，一旦录音录像被用做重要证据，那多半意味着医患双方出现了诊疗上的分歧，「医生的口述内容可能和书面记载或患者的理解之间出现了差异。」

那么。在出现纠纷，诉诸公堂的时候，录音录像可以被用做证据吗？

「如果录音录像中可以表现出，医生对此是知情的，存在争议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。」张永泉律师说，「问题主要集中在未经允许的『偷录』上。」

想要作为证据使用，录音录像首先需要符合证据的三个关键属性：真实性、相关性、合法性。

首先要看，录音录像的地点是否在公共的诊疗区域，比如诊室、病房、护士站，而并非侵入到医生的私人生活空间记录。其次要考虑，这份录音录像能否客观地反映医患双方的身份。最后要确认，整个录音录像的内容是否围绕着诊疗过程展开，记载的内容是否清晰真实准确，是否经过了断章取义的剪辑或者拼接。

「只要能够整体流畅地反映事实，符合证据的关键属性，录音录像都可以被法庭作为证据采纳。」

从「书面同意」到「明确同意」

今年 5 月，《民法典》诞生。其中一处重要改动，就是将医学告知中的「书面同意」改为「明确同意」。

「在之前的一些纠纷中，告知书上或许有签字，但患者可能没有看，或看不懂告知书的内容。」

张永泉律师介绍了一起发生在沈阳的医疗纠纷案：在这起案件中，医院出具了有患者按压指纹的知情同意书，称自己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；但在患者的描述中，他被叫到护士站，把手指按在采集指纹的机器上，电脑里随机就一次性打出了数十份带有他指纹的告知书，但告知书上的内容，医生却没有详细讲解。

「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，但像这样把告知义务变成『走个过场』的情况确实存在。」张永泉律师认为，民法典新规实际上对医疗告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：「不局限于书面形式，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，我们不能用一张签字来证明患者已经知情，需要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，说明自己尽到了告知义务。」

显然，录音录像作为证据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面对患者的录音录像行为，医生又该怎么做？

有丁香园论坛战友表示，自己越来越能「心平气和」地对待患者的录音要求。「我会坦然地告诉他，不必偷录，可以正大光明地公开录音录像。」而在遇到一些复杂病例时，也有医生会主动向患者建议：「我要说的东西比较多，你最好录下来，以免记错。」

张永泉律师建议，当录音录像发生时，医生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「言行一致」：「尽量减少书面记录和口头告知的内容差异，不刻意地简略告知内容，也不刻意去诱导或误导患者，只要做到这些，就不用担心患者录音录像。」

医患之外，我们还能做什么

去年 7 月，山西省卫健委开展「医德医风专项整治活动」，鼓励患者采取「随手拍、及时拍」的方式举报投诉。但「录音录像」本身就是一个医患之间的敏感话题，在这种背景下，「随手拍」的举报方式显然会进一步加深医患之间的不信任。

山西省卫健委网站截图

而一些医生为了尽可能记录事实真相，选择未雨绸缪地给自己的工作录音存档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然而实际操作上，这种自发的「反录」行为不仅更添一重工作压力，录音录像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证。

张永泉律师介绍说，他在给一些医院进行医疗安全讲座时，时常提到的一点就是医院应该设立专门的谈话室。

「专业的谈话室应该配备监控摄像和录音设备，在保证患者知情的前提下，完整记录告知和谈话的内容。」张永泉律师说，目前北京等地的医院已经开始为此投入精力。「很多医生也学会和习惯去使用谈话室。如果进行了比较重要的谈话，还可以向医院申请保存这段记录。」

除了谈话室之外，不少医院也在推动监控系统的完善，尽全力服务于医院的每一个角落，但这样的利好举措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。

去年 2 月，一位女患者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接受心电图检查时，意外发现墙面上安有监控摄像，正对体检床。患者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，质疑监控合理性，最终选择报警处理。

港大深圳医院心电图室监控摄像

图源：南方都市报

如何在设立监控的同时保护患者隐私？张永泉律师认为，在大厅走廊等公共区域设置监控一般不存在争议，但诊室能不能设立监控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一些进行问诊、开药、病历书写的诊室，布局比较公开，人员随意出入，可以认为是公共区域；但如果在一些需要进行体检、超声、影像学检查的地方，或妇产科等特殊诊室设置监控，就可能存在侵犯患者隐私的风险。

18 年 9 月，滴滴出行推出网约车全程录音功能时，也曾遭受到侵犯隐私的质疑。对此，滴滴的处理办法是，在录音前告知乘客和司机，并将录音加密保存至官方平台：如果行程中无差评、无投诉，已经上传的录音会在 7 天后自动删除；只有在出现投诉或纠纷的情况下，录音资料才可能被调取，并需要在调取前获得乘客授权。

滴滴的经验或许也可以给到我们参考，随着操作和设备的逐步完善，录音录像应该成为一种对医生和患者都有利的双面保护。（策划：gyouza）

致谢：本文经 国浩律师（天津）事务所 张永泉律师 专业审核

题图来源：图虫创意

参考资料：

[1]丁香调查《一个上午门诊，我被 5 个患者拍摄录音：医院里无处不在的偷拍》

[2]羊城晚报《穗「录音门」引热议，省卫生厅副厅长：谁来化解》

[3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[4] ifanr《滴滴开启全程录音功能，真的能让悲剧不再重演吗？》

[5]南方都市报《女患者露胸检查见摄像头对着自己，港大深圳医院整改并道歉》

[6]山西省卫健委《山西开展医德医风专项整治行动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