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找爱尔眼科董秘、艾芬分别聊了聊

艾芬表示“按规矩来，上法庭”

来源：健识局（jianshiju01）

全文6841字，阅读需要20分钟

“说我们为了多赚钱，就让她换了晶体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
1月4日，在接受健识局的采访时，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略显激动。当日早晨7点，爱尔眼科公布了赴武汉紧急开展的自查报告：“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在此事件上存在医疗管理规范执行不到位、责任心不强的问题。”

报告坚持认为，患者右眼视网膜脱落与本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，同时列出了艾芬的眼部照片，称“右眼角膜疤痕具有特征性”，意指不存在“调换照片”一说。

就在同一天下午，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接受了健识局的专访。在一一回应吴士君的说法时，艾芬强调：“他们不光是漏诊、误诊，更重要的是犯罪，医德都没有。”

艾芬表示，术后她找过主刀医生、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王勇通电话，王勇承认“只检查了眼底中央，没有检查眼底周边……这属于检查不够彻底，对此深表遗憾，愿意道歉。”当时有记者在场，通话亦有录音。

同时，艾芬坚持认为：如果检查彻底，就会发现眼底变性，治疗会很便宜，后续的白内障手术可能根本不会发生；现实却是，她的白内障手术植入了昂贵的晶体，花费达29000元。因此有理由认为，爱尔眼科这种检查“不彻底”的根源是为了逐利。

至此，3000亿元市值的中国眼科龙头爱尔眼科“白内障手术致武汉抗疫医生右眼失明”一事，仍未有终局。对此，健识局找到了当事双方。

“医疗纠纷不可避免”？

艾芬回应只求真相

艾芬没想当医闹。2021年的第一天，艾芬在微博中写道：我是个医生，从没想过当医闹……希望爱尔有一个诚实解决问题的态度，而不是私下想找我“聊聊”。

此前，艾芬发布个人视频，自述2020年5月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接受了右眼白内障手术，植入了人工晶体，花费2.9万元。到10月份，右眼视网膜脱落，而今几乎失明。她认为，术前医生未仔细检查眼底，事后多次复查也不规范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。

随后爱尔眼科连发3次公告，均被艾芬医生逐条质疑。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：做手术前，爱尔眼科是否仔细检查了眼底，并明确指出视网膜脱落风险；如果当时检查彻底，就能发现眼底变性，只需做几百块钱的激光治疗，随后看治疗效果，也许已不能再做白内障手术，也不会植入两万多块钱的晶体。

吴士君则一直对健识局强调，爱尔眼科的诊疗不存在问题，但希望妥善解决善后问题：“我们愿意一起和专家帮她会诊，做进一步的治疗。不要怀着这种很深的成见和敌意，她一直抱着这种态度的话，她本人是受害最大的。”

一直以来，爱尔眼科对外宣称其使命是：“使所有人，无论贫穷富裕，都享有眼健康的权利。”现实中，作为一家专科医疗机构，爱尔眼科的医疗事故案件并不少。

2014年，武汉爱尔眼科医院两病人相继死亡。其中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住院期间死亡，另一名50多岁的妇女在入院第8天做了眼底出血手术后，于6月6日死亡。

在荆门市一起爱尔眼科医疗事故中，法院最终判决爱尔眼科存在医疗过错，判赔患者13.28万元经济损失和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。

贵阳市一起爱尔眼科医院医疗事故中，患者双眼失明，法院认定爱尔医院未对患者病情详尽告知，应承担30%的过错责任，赔偿患者经济损失35.83万元。

在葫芦岛市的一起爱尔眼科医院诊疗事故中，患者左眼失明，法院判决赔偿患者23.63万元。该案中，术后患者视网膜再次脱离，爱尔眼科未能及时发现，最终导致左眼失明。

重庆市的一位患者，因术后出现黑影飘动和干眼症等症状，与爱尔眼科的官司已持续了12年。

……

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显示，从2014年到2020年，爱尔眼科作为当事人的医疗损害相关案件共计75起，对患者的赔偿金额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在医疗纠纷中，只有很小比例的能走完医疗鉴定，直至司法阶段，因此，75起远不是这家国内眼科龙头涉及医疗纠纷的全貌。

“我是一名医生，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真相，为了防微杜渐。”1月4日，艾芬在个人微博中再次强调。

对此，吴士君认为：“只要开医院，要完全避免医疗事故和纠纷是不可能的。爱尔的事故发生率远低于同行。”接着，他向健识局展示了一位机构分析师的意见：从门诊量和纠纷数上看，爱尔眼科的纠纷发生率远比北京同仁医院要低，“一定程度反映质量管控非常到位了。”分析师对吴士君说。

图源：爱尔眼科吴士君供图

聊天记录显示，该机构分析师系指派一位实习生统计裁判文书网的相关数据，然后得出以上结论。

年营收增速超20%

存趋利、过度医疗之嫌

爱尔眼科成立于2003年，2009年登陆资本市场，目前在全国已拥有超过600家眼科医院及视光中心，仅在中国内地的年门诊量就超过 1000 万人次。

眼科需要高度的精细化和专业化。爱尔的操作方式，是下血本购置一线设备，然后迅速圈地摊薄仪器成本，同时招揽眼科医师，2019年，爱尔眼科创始人陈邦表示，爱尔眼科约有4800名眼科医生，占到中国眼科医生总人数的12%。

批量制造的医生、工业流水线式的手术，使得爱尔眼科得以采用分级连锁的方式长期保持高增长。上市十年里，爱尔眼科营业收入增加15倍，到2019年已达99.9亿元，净利润也一路攀升。飙升的财报数据让许多人认为：爱尔眼科凭借一己之力，打破了盈利性民营医院在医疗公共服务属性笼罩下的发展魔咒。

艾芬接受的白内障手术，一直是爱尔眼科主要的业务之一，项目收入排第三名，它前面的是屈光手术和视光服务。

这背后是中国节节攀升的近视人口。据《国民视觉健康》统计，2012年中国近视人口为4.5亿人，到2020年已有约7亿人。小学生、初中生、高中生的近视率已分别达25%、70%、85%，仅次于近视第一大国日本，居世界第二，总数第一。

爱尔如何发掘这些潜在客户？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一篇报道下面，一位网友评论：“儿子说爱尔眼科到学校免费检查身体，量了身高，检查了视力，然后和每一个，对，是每一个学生都说，‘孩子，你的眼睛不行了，得到我们医院配一个眼镜去’。”

无独有偶，爱尔眼科的白内障业务也存在同样现象。2019年11月21日，浙江宁波象山县市民在“市长留言箱”中发帖称，象山爱尔眼科医院派人到村里进行免费白内障检查，“专车接送、全程免费，我母亲……直接被他们接去医院，检查完之后打电话说要在医院要动手术。”

该市民认为自己母亲白内障程度不严重，咨询医生朋友后不打算手术，此后却遭到爱尔医院医生多次上门骚扰。

艾芬同样认为，爱尔眼科给自己做的白内障手术存在趋利嫌疑，没有彻底检查就推荐装晶体，导致右眼几乎失明。

吴士君对健识局称，艾芬很明确自己符合白内障手术适应证，并且主动要求植入晶体。艾芬对此向健识局回应：“我不懂这个东西，我是视线不清去看病的，是他们要我植入晶体的，我肯定是听医生建议的。”

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的官方宣传中，为艾芬此次手术主刀的医生王勇 “白内障手术量近5万余例，背后零投诉”。吴士君向健识局表示，零投诉属实，没有过度宣传。

但纠纷仍然发生了，不寻常的是，这次患者本身也是一名医生。艾芬的一句话将一个不争的事实推向台前：如果（不是医生而只）是老百姓，就更可能被骗。

“院中院”起家

推荐高价晶体已是行业潜规则

爱尔眼科创始人陈邦是湖南人，爱尔对外经常表态：“公司高级管理层里没有莆田人。”

陈邦是军人出身，无医学背景，在涉足眼科之前，做过装修、食品、房地产和文化交流。不是莆田人的陈邦得以趟入眼科医疗，走的是和莆田系一样的“院中院”路线，并在长沙赚到了第一桶金。

好景不长。2000年， “院中院”成为国家整治的对象，利用公立医院的场地和影响开展医疗活动被认定违法违规，陈邦的“白内障治疗中心”正是重点清查对象。2001年，陈邦收购长沙钢厂职工医院，真正开始独立运营，这成为爱尔眼科的雏形。

爱尔眼科创始人

2003年，爱尔眼科尝到盈利甜头后开始谋求扩张，向一线城市、省会城市迈进。2006年，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(IFC)向爱尔眼科提供长期贷款6400万元，为爱尔扩张提供了重要帮助。

上市后，爱尔保持高速发展，将医院开遍了全国，辐射至县一级，并在香港、美国、西班牙等地设有分公司，自称“目前没有真正的全国性竞争对手”。在2018年年报中，爱尔眼科披露平均每例手术收入超过1万元。

吴士君认为，国家提出要满足患者多层次的需求。“有人支付能力低，就选便宜的晶体，有人支付能力强，又对视觉有比较高的要求，就选高端的晶体，这是很正常的。”

一位曾在爱尔眼科工作过的专业人士告诉健识局：眼科领域，国内不管公立医院或民营医院，都在推荐高价的晶体。这已经是行业趋势。

人工晶体因价格昂贵，是第一个被纳入多省市联合带量采购的高值耗材。截至2020年9月，全国共有6个集采项目涉及人工晶体，涵盖全国22个省份，是目前高值耗材集采覆盖率最高的品种。

2020年5月12日，引发关注的京津冀3+N人工晶体集采结果出炉。25款人工晶体产品被纳入中选范围，价格平均降幅达54.21%，最高降幅为84.73%。人工晶体此前的毛利水平可见一斑。

以强生的两款产品为例，ZA9003晶体原价2700元，集采后降为1299.99元；AR40e晶体原价为1600元，纳入集采后价格降为850元。

事实上，纳入医保的人工晶体主要用于普通白内障，解决的是看得见的问题；而现在利润较高的是屈光性白内障手术，解决看得清的问题。

爱尔眼科2019年财报数据显示，公司白内障手术毛利率为40%。前述人士介绍：艾芬医生所植入的2.9万元的三焦点晶体成本比普通晶体贵很多，是目前国内外收费最高的白内障手术，价格在8-9万/双眼。

在他看来，爱尔眼科的成功，归结于营销方式做得很全面，“凡是你能想到的营销，他们都做。”包括面向医生的学术端营销，以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健康宣教。

面对“过度治疗”的质疑，吴士君向健识局明确表示：“我觉得我们没有过度医疗的情况。”他同时认为，“艾芬拒绝沟通，表现得很不理性”。

事实上，爱尔眼科医务处的一位工作人员确实给艾芬打过电话，没聊几句，艾芬就发现，对方作为医务处主任，对她的就诊、复诊经过都没有了解清楚，于是要求对方原原本本搞清楚原委，再行沟通，在这个基础上才好达成共识，形成有效沟通。

“结果没有十分钟，可能就几分钟的时间，他给我发微信说，艾主任，我们都调查清楚了，我们现在要到你家里来。”艾芬告诉健识局，这样敷衍的态度令她无法接受，对方实际目的大概是为了见面谈私了。

而她拒绝私了。“我不需要你们来跟我私下谈一谈，我需要你们诚实，我用了‘诚实’这个词语，就是要讲真话。”艾芬认为，事情发展到现在，爱尔眼科的一系列作为属于“避重就轻，混淆视听，管理混乱，推卸责任”这四个关键词。

至于对方说自己“不理性”，艾芬表示，“他理性的背后是狡猾，是撒谎；我不够理性的背后是诚实，是正义。”

不够理性、诚实、正义这三个关键词，在一年前的艾芬身上也曾上演。在那个岁末年初，她在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上用红笔圈出疑似”SARS冠状病毒“的字样，随后这份报告在武汉医生圈内传开，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此后也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。

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，她对同事李文亮的离世深表痛心，“早知道这样，老子到处说”。而今一年过去，艾芬在为自己右眼失明维权，她在微博上说“我只是希望能够以亲身经历来曝光……同时希望我的眼睛以后还能正常地从事医疗工作……如果国家需要，我还要戴上护目镜穿上防护服冲上一线。”底下的评论里，许多网友留言，表示要把这次白内障手术事件“到处说”。

吴士君表示，如果艾芬对他们不信任，可以做第三方鉴定。艾芬告诉健识局，1月4日早上，的确有人致电，说爱尔要给她做鉴定。身为医生熟知流程的艾芬要求对方拿出卫健委的相关通知，“他自己说没有看到过正式文件，我觉得不能相信他。”

你会跟爱尔眼科上法庭吗？采访的最后，健识局问艾芬。

“该上就上，对不对？”